周王虽死,风波未停。

  都察院御史、朝廷六部主事、给事中等纷纷上书,要求朱允炆严惩谋逆臣子,迁罪周王家眷,用族刑以昭天下。

  族刑,即全家族,乃至整个宗族的死刑制度。

  夷其三族,诛灭九族,都属于族刑的范畴。

  当然,这些官员提出族刑并不是打算干掉老朱家所有人,而是想让周王府付出更大的代价,以惩罚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。

  朱允炆看到这些奏折,只冷冷地丢到了一旁,一句话都没说。

  族刑起源于上古时期,本就是没人性的时代,当时赢了杀掉对方全家,是为了省一口饭吃。

  到了周朝,法制观念的水平是相当高了,提出了“明德慎罚”的理念,反对“罪人以族”的株连,主张“罪止其身”。

  这与后世法律几乎是没啥差了。

  只是后来礼崩乐坏,春秋争霸,灭族、灭国都成习惯了,“三族刑”才变得司空见惯,便一直流传下来。

  很多人认为族刑就是全灭,什么老弱妇孺,鸡鸭狗兔,一个不留。

  其实这种认识不完全对,比如在隋朝时期,其《开皇律》规定:“谋反,反逆者,本人与父子兄弟斩首,家口没官”。

  就是说,如果谁谋反了,只杀掉他本人与父子兄弟,他的母女妻妾姐妹与旁系男性亲属,那都是可以活着的,不过沦为官府的奴婢罢了。

  《唐律疏议》规定:

  凡谋反,谋大逆者,无论首从,皆斩,其父与年十六岁以上子绞,年十六岁以下子以及母女妻妾,兄弟姐妹没为官奴婢,家产没收。

  所以在唐代谁想要造反,最好是趁孩子还没满十六岁的时候去干。

  说来滑稽,元朝是唯一一个没有族刑制度的朝代……

  别不相信,虽然元朝不咋滴,加上不是汉族人,但元朝的刑罚却是很宽松的,原因很简单:

  他们不太懂法,也不重视用法律解决问题……

  元朝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,族刑神马的,太低级了,他们用的是屠杀……

  朱元璋认为元朝是“宽失天下”,在大明律法上用“重典”,什么剥皮、宫刑、三族刑都冒了出来。

  朱允炆打心底不认可族刑,这种不人道的酷刑太过黑暗,再说了,干掉周王的影响已经够大了,再把朱有炖、朱有爋这些根给除了,保不齐燕王、代王等人为了避免哪一天自己不被“族刑”,到处闹腾。

  但朝臣有理有据,总这样三番五次上奏折,朱允炆也烦了,加上朱有炖、周王妃存在包庇属实,便将其贬为庶人,留置京师,同时下旨收回周王封地,将其田地发卖,这才止住了风波。

  至于朱有爋等王府其他人,则悉数安置在了京师周王府,禁足一年。

  这一日,大明迎来了一场特殊朝会。

  朱允炆并没有处理朝政,也没有让官员奏禀具体事宜,而是让所有官员思考一个问题,贪腐为何屡禁不止?

  “大明开朝以来,贪污横行,刑狱盈满,太祖治理三十年,未治根本。如今朕欲行清明之治,禁绝贪腐,尔等悉心思虑,贪腐由何而生,为何而存,又如何防范未然。”

  朱允炆面向百官询策。

  对于贪污、腐败问题的治理,朱允炆也是很头疼,在有电话、有网络、有高铁、飞机的时代,这个问题从来都没解决过,在这落后的大明,该如何治贪、治腐?

  高薪-养廉?

  算了吧,看看大宋朝的那些文官,一个个肥的流油,结果呢,该贪的还是贪,该拿的还是拿。

  低薪养廉也被洪武朝证明是行不通。

  只靠个人自觉,朱允炆又觉得不太现实,几百两就能收走一个知县,三千两就能搞定一个知府,他们的自觉哪去了?

  可不治理贪污腐败又是不行的,所有的州县都是大明的基石,开封府官场塌陷已经够严重了,再继续塌下去,大明这座宫殿就该归入高危建筑了。

  “各抒己见,谁若是没有奏对,就不必下朝了,朕有的是时间等!”

  朱允炆见众人不说话,便定下了基调。

  百官听闻,顿时窃窃私语起来。

  礼部侍郎黄冠出班,道:“皇上,贪污腐败之根本,在于本性不坚,没有谨记圣人教诲,食百姓民脂民膏,肥一己之欲。善治之策,应强圣人教诲,修身以报效朝廷……”

  朱允炆皱眉,问道:“圣人教诲谁给他们去说?难不成每日登堂入室,先对孔孟行礼,再修身半晌,后行政务?”

  黄冠语塞。

  董伦站了出来,道:“黄侍郎所言贪腐之人,是食百姓民脂民膏,肥一己之欲,臣以为极是,纵观所有贪腐,皆是因欲而起,因欲而狂。故此,应大兴理学,存天理,灭人欲,以重塑朝廷风气。”

  “程朱理学当真能治贪腐吗?”

  姚广孝站了出来,反驳道:“程朱理学说到底是一门学问,并不是防贪治腐之要义。臣以为,贪污所起义贪念,但要切断贪念,却需要两把刀,一把刀是朝廷法令,以法明可为与不可为,以令别有罪无罪,另一把刀则是监察,监察缺失,过于轻信一二人之言,是极大漏洞……”

  讨论一开,朝堂便热闹起来。

  朱允炆在群臣言语之中,找寻着治理贪腐之道,以确保让皇权不仅能出京,还能抵达各地城邑乡野,不天真的奢求贪腐完全杜绝,但希望底层贪腐能少一些。

  “皇上,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。治官邪,当重监察,而监察地方之责又在都察院,臣请旨扩增都察院,增加十二道御史人员。”

  新上任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德彝肃然道。

  朱允炆看着戴德彝,问道:“都察院想要增置监察御史,打算增置多少人?”

  戴德彝道:“皇上,监察御史过少,是都察院失职之因。就以河南来论,其有开封府、河南府、卫辉府、怀庆府、归德府、彰德府、汝宁府、南阳府、汝州直隶州九府,而一府之地,又有多县,开封府下辖祥符县、陈留县、杞县、原武县等十七个县。”

  “而都察院设十二道监察御史,每一道最多者五人,最少者三人。河南为要地,也只有区区五名监察御史,五人如何能窥见一州全貌,如何能明察一省全貌?臣请每一道监察御史,以府州为准,分设监察御史,以监察之制,遏贪腐之根。”

  朱允炆没有说话。

  戴德彝的话是有道理的,加大监察力度是防治贪腐的方法。

  可是他一张嘴,就要让一百多人的都察院,成为三百余人的大班子。

  骤增两百多人,这有点过了。

  黄子澄出班,反对道:“臣虽认为监察御史增置可行,然不宜按府州来设,额外增加两百余人,恐会带来不少耗费,且监察御史并非地方官员,而是京师官员,无需长期停驻某地,只其使命完成便可回京。”

  戴德彝坚持道:“黄大人,监察御史不过是正七品官,增加两百人朝廷能多支出俸禄几何?若这些御史在地方抓到贪污腐败官员,其所得与家产抄没入了国库,难不成还发不起来二百人俸禄?”

  黄子澄领户部,自是知道查处贪污所得之大,开封府中查处所得,就足够养二百监察御史二十年了。

  吏部尚书蹇义出班,道:“臣附议戴大人,欲治地方,当行监察,而人员过少,根本无法监察地方,若都察院增置人员,盘查地方问题,臣认为可行。”

  朱允炆见蹇义与戴德彝站在了一条战线上,不由点了点头。

  从眼下来看,增加二百余正七品官,增加了朝廷支出,可从长远与大局来看,若他们在地方政治清明上有所为,降低府州县贪污腐败,这将是一笔划算的安排。

  再说了,户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都是新上任的,他们打算做点事出来,作皇上的应给予支持。

  “既如此,那就依你们所言,按府州来设置监察御史,朕只提一点,监察御史不可常驻一地,一年或半年则需要轮换至其他府州,若无政绩,或勾结地方,欺瞒朝廷,绝不轻饶!”

  朱允炆肃然道。

  戴德彝拜言道:“臣定管好都察院,不负监察之职。”

  眼看已至中午,百官肚子开始闹腾起来,朱允炆才听闻过所有人的奏论,道:“朕细思你们所言,皆有几点相通之处,律法,监察,朕都给你们解决了,但如何坚定初心,为民请命,志在盛世,而非贪图享受,满足一己之私,却无人可说出对策。”

  “朕认为,地方官员是否贪腐,很大一部分顺了民间一句谚语,上梁不正下梁歪,归根到底,还是京师朝廷不作为,官员忘了青云之志!要解决此问题,还应抓思想,抓意志,抓本心!由此,朕希望由内阁为首,以翰林院为辅,打造京师官员思想与政治学府!”

  解缙、郁新等人面面相觑,不明所以。

  “皇上,何为官员思想与政治学府?”

  解缙皱眉问道。

  朱允炆解释道:“所谓官员思想与政治学府,便是官员的国子监!只不过在这里,你们修习的将不再是四书五经,而是如何成为一名清廉、优秀、贤能的官员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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