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后世而言,舆论事关社会稳定,国家团结,影响巨大。也正是因此,有了无数行走的五十万,专门在舆论方面下黑手。

  在明代,乃至整个古代,舆论问题始终都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,虽然历代都知道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,但他们单纯的认为,民心存在于仁政上,只要皇上不折腾,不要加赋税,不乱用民力,那就有民心。

  这个观点,貌似还真的是正确的……

  只能说古代百姓的需求很是简单,他们没学习过马斯洛同学的需求理论,一辈子只在与生存斗争,处在需求理论的最底层:

  生理需求。

  有饭吃,有衣服穿,有老婆孩子,足够了。

  安全需求那是啥,种地又不需要担心天上掉板砖,朝廷不来人,就是最大的安全。至于社交、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高等需求,都是士人阶层、富家子弟所有,与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。

  简单的需求,对应的是简单乏味的生活,同时,还有无尽的空虚与寂寞。

  很多人认为老百姓一大早出门种地,披星戴月而归,累得要死要活,没什么精神需求,那纯碎是胡扯。

  越是底层的人,越是挣扎的人,精神越是匮乏,越是空虚,同时,也越容易被塞入一种思想,他们不会在乎这种思想是张邋遢(张三丰)仙人的,还是观音菩萨的,亦或是白莲教的……

  遇到什么,就往脑子里塞什么。

  佛教走到这个村落,那村落就信佛,道家深入寨子,寨子就信道,白莲教来了,那自然也得喊几声口号,支持下弥勒。

  而朝廷呢?

  哦,忙着内斗呢……

  舆论就是话语权,这个话语权在京师音量高,在府州还行,在县多少还能听得到,但是到乡里……基本上就是“马什么梅”的状态。

  民间经济很是薄弱,底层建筑都还没打好,若是妄谈上层建筑,发展舆论,推动民间“精神”与“思想”建设,似乎有些荒唐。

  可佛教不觉得荒唐,道教不觉得荒唐,就连白莲教也不觉得荒唐,所以,民间百姓几千万,只有畏惧朝廷的,没几个信奉朝廷的,而他们信奉的,是那些控制了民间舆论与话语权的宗教。

  所以,朱允炆决定借山西移民的机会,打造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工具,争夺民间话语权,提高朝廷在底层的影响力。

  于山西设置宣传司,只是试点,一旦试点取得成效,那将在中央设置宣传局。

  “皇上,恕臣无知,这宣传司为何?”

  胡濙实在是想不出来,只好低头问道。

  朱允炆虚空画了一条线,道:“山西卫所大军一旦出动,受惊之处怕只是卫所周边,不及山西全域,但若人为引导,宣传此事,广传消息至千家万户,通达四百万民众之耳目,方可真正形成压力,促使百姓积极响应迁移之策,这就是朕准备设置宣传司的初衷。”

  眼下的初衷,只是服务于移民大局。未来的目的,是服务于大明统治。

  胡濙这才了然,原是一尚未设置机构。

  皇上登基之后设置了很多新鲜的机构,像是什么科技局、安全局、二炮局之类的,弄个宣传司也不显得突兀。

  只不过宣传司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?

  广传消息至千家万户,通达四百万民众之耳目,这就意味着全覆盖式的宣传,无遗漏的告知。

  这简直是有点不切实际啊。

  胡濙沉默了,答应皇上容易,做到实在是太难太难。

  朱允炆也知道很难,毕竟山西面积很大,百姓们又不都住在大都市里面,一个街道办大爷大妈可以管几万人,需要传个消息,只需要找他们发个文件,打个电话就搞定了。

  山西地势是“两山夹一川”,东面有太行山,北面有恒山、五台山,西面有吕梁山,中间是个“多”字形断陷盆地,百姓在平原盆地还好说,跑跑步,扯开嗓子喊喊还能把消息传出去,可住在半山腰、山里的百姓,该怎么通知?

  爬山?

  只能如此。

  但问题是,自己不可能给胡濙很多人来办这件事,最多三百人。

  用三百人六百条腿,去通知四百万双耳朵。

  嗯,就是如此高的难度动作。

  胡濙没有辜负朱允炆的期待,凝重地答应下来:“臣可以去山西担任宣传司郎中,但需要一批匠人随行前往。”

  “哦?说说你的打算。”

  朱允炆眉头微动,眼前的胡濙并没有被困难打倒,而是在估计了困难之后,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  匠人,就是他的办法。

  胡濙一脸严肃,讲述道:“皇上,引导舆论,加大宣传,无外乎将声音传出去。若挨家挨户通告,自不可能完成任务。故此,臣打算借匠人之手,雕版数百,日夜刷印,以散发告示的方式,将消息广传于众。”

  朱允炆思考了下,摇头道:“告示乃是朝廷对百姓传达政令之窗口,若滥用于消息,于长期不利,此举不可为。再者,若告示有用,还需宣传司作甚?”

  胡濙陷入了矛盾之中,若皇上连这个权限都不给,那谁也办不成此事啊。

  朱允炆轻松一笑,对紧张的胡濙道:“告示虽然不可行,但朕还是可以给你匠人,不过不允许刷印府衙告示,而是刷印报纸。”

  “报纸?何为报纸?”

  胡濙愣住了,自己从未听闻。

  朱允炆站在亭子边,看着生出薄雾的莲湖,轻声道:“报纸,就是邸报。”

  “原是如此。”

  胡濙释然。

  一些人主观地认为报纸是舶来品,西方产物,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

  事实上,报纸,无论是手抄版的报纸,还是印刷版的报纸,都最早出现于中国。

  早在唐代“开元盛世”时,中国就出现了最初的报纸,当时名为“报状”。

  报,古义是发布公告的意思;状.古义为官方发布的文书,后来出现了“进奏院状报”,这里的进奏院,其实就是藩镇老大们的驻京办事处……

  当时报纸名为《开元杂报》,手写板,按照后世的类型划分,这份报纸可以归入为“日报”的行列,即所谓的“系日条事,不立首末”。

  这些报纸的内容大致是:

  今天上午皇上种了地,下午官员参加了某个礼仪,晚上谁上了什么奏折之类。

  到了宋代,报纸行业得到了高度发展,并出现了邸报的说法。

  能写出“坐观邸报谈迂叟,闲说滁山忆醉翁”,也说明苏东坡经常拿着一份邸报看,并对邸报的内容颇有不屑。

  宋代的报纸可就不是日报了,可能是旬报,如果偷懒的话,那就是月报……

  当然,老宋家很有保密意识,规定“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,不得传报”等。

  官报如何都不是问题,问题是在宋代的时候,出现了小报。

  小报始于北宋,盛行于南宋,是非官方民办性质的报纸,发行日期不定、内容多少不定,当时的百姓对这类小报还有另外一种称呼:

  新闻。

  这样一看,宋人早就开始玩转新闻报纸,开办自媒体了……

  但是,这些新闻小报不是官府审核的,你们这些人也没办-证刻章,也没给朝廷送好处,还经常揣测、臆想、瞎编新闻,这不合适啊。

  虽然朝廷不重视民间舆论,但也不允许你们“撰造浮言”、“乱有传播”,禁了吧。

  元朝管得更严了,严到什么程度,小报不允许办,那什么,邸报也免了吧……

  大家一起下岗分流,这不就没散播谣言的危险了?

  可邸报还是有好处的,民间不办,朝廷也得需要办,毕竟这个东西有着管控地方、传达指令、沟通重大事务的重要功能。

  于是,朱元璋又恢复了邸报。

  明代邸报发布与抄传主要有三个环节,通政司、六科、提塘。

  通政司“出纳王命,通达下情”,无数政务都是从这里传到地方的,也有着丰富的邸报素材。

  六科则主要采集、记录朝廷事务,补充邸报素材。

  提塘则负责向地方进行抄传。

 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,明代中期出现了民办报纸,嗯,取得了营业资格证的那种。

  但是,就当下而言,明代的邸报还是很传统,仅仅只是服务于官僚系统,没有民营报纸。

  朱允炆自然不可能让胡濙辞官,去开办民营报纸企业,既然是官员,弄个国营报纸企业不就妥了?

  告示不能碰,邸报不能用,另起炉灶啊,多大点事。

  “你此去山西,带匠人可置办宣传司,开办大明民报,朕会安排一些翰林官员随行,负责主笔,一定要刷印,不可手抄。大明民报如何讲述声音传入民间,如何让目不识丁的百姓需要大明民报,需要做很多事……”

  朱允炆真的很郁闷,印刷术、纸质术都已经很成熟了,可谁能想到,几百年中,报纸清一色手抄版,只有在明末崇祯时期,才有人开窍,开始用印刷版。

  也不知道这些年,从事报纸行业的仁兄都干什么去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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